台北的身世計劃因為種種緣故
現在暫時中止了
希望哪一天
也許我更成熟了
有不同的眼界
再把它完成吧!
2011年2月11日 星期五
第九章、 後殖民城市的記憶：香港、上海與台北 (五)
5. 從邊緣重構記憶：大澳
除了政府推動歷史保存之外，民間也因不同的原因展開各種保存行動，有時甚至與政府發生衝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澳蛋族的歷史保存運動。大澳位於大嶼山，在幾世紀以來，一直都是一個相對於漢文化中心的邊緣，而在本世紀，因為赤鱲角機場的興建與香港迪士尼的進駐，大澳得以進入政府所要碰觸的邊緣。然則，事實上在大澳地區，早在政府之前已經有一群大澳民眾對於本身歷史與環境的保存意識抬頭。
東晉末年，華南地區發生大規模的漁民叛變，而現今大嶼山的蛋族，部分是來自於這一群起義與被鎮壓的人民 ，戰爭之後，他們在大嶼山過程貧苦的生活，一方面捕魚維生，另一方面則是在朝廷開設的鹽場做為產鹽奴，而大澳鹽場的歷史就從這時候開始建立。到了宋朝，國家放寬海鹽貿易給蛋族人，為得是要換取更多的蛋族人加入海軍，而蛋民也抓緊這次可以大量製鹽賣鹽的機會，賺取暴利，到了一一九○年代南宋出現經濟衰退，朝廷決定重新建立對海鹽的營利壟斷，一一九七年蛋族人起義反抗政府大舉沒收私鹽與鹽田，但不幸的遭到朝廷以武力鎮壓，並且大規模的屠殺島民，爾後派官兵駐守大嶼山，持續的壓迫島民(孔誥烽 1997)。
蛋族，千百年來，都被漢人視為做低賤的「非人」，他們被禁止在陸地上生活、購屋、參與國家考試，也不得有受教育的權利，當權力核心一再地更替，對於蛋族卻絲毫沒有改變，然而受制於千百年來的壓迫，他們卻也在歲月中刻畫出自己的歷史軌跡，過去蛋人沒有能力記載自己的族譜與史事(孔誥烽, 1997)，他們只能憑藉著生活留下的場景，做為一幕幕歷史的呈現，而當政權的更迭到了英國統治者的手裡，生活的場景，又變成被摧毀的過往，在地的組織，是如何發起保存意識的？
一九八○年代，第一批有受過教育的蛋族人回到故鄉，開始著手進行蛋族人自己的歷史書寫，有別以往，蛋族往往是被書寫的角色，被建構出來的形象往往是野獸、妖民、或是原始頑民(孔誥烽 1997)。他們與其他的大澳年輕人組成了大澳協青社，替區內的小朋友補習，並且出版有關大澳的書籍與刊物，在書籍中，開始陳述了有關於大澳蛋民的血淚和憤怒的歷史。一九八四年，由大澳社區發展的居民組成「大澳經濟發展計畫」目的是要藉由旅遊業推動大澳的整體發展，並且讓遊客體驗當地大澳漁民的生活，亦深入探訪棚屋、捕魚、曬魚等活動，而這個計畫持續了十年之久，在一九九四年結束(黃惠琼 2000)。此外，大澳文化工作室成立於二零零一年，其宗旨是推動大澳社區文化研究及交流，促進大澳社區更新及發展，並且作為各界從事社區文化工作的聚集點，而在大澳工作室的推動之下，成立了大澳文化博物館，裡面陳列大澳的老照片、過往的生活型態與物件，不過二○○八年因颱風的關係，工作室裡面的陳列品大部分都被破壞，目前工作室正積極的募款，希望可以修復工作室的原貌。
另一方面，一九五○年代起，殖民政府開始強制處理大澳的空間，他們對於居民有機的居住型態[1]無法認同，於是想要藉著空間清除，然後重新塑造僵硬有序、易於控制的公屋空間。一九九九年鹽田村棚、一涌棚被拆除，而棚屋民眾被強制遷居到龍田邨。二零零七年，香港政府提出「翻新大澳景貌工程」，又再一次想要強行的將大澳的空間轉變成適合觀光發展的空間，但卻忽略掉在地民眾與組織的生活，大澳工作室提出，這個計畫沒有為大澳居民著想，政府以發展之名不斷地蹂躪摧殘當地的文化遺產，並且整個計劃案並無認真聽取公眾的意見，也並無公眾參與的機制，這會迫使大澳幾百年形成的社區文化遺產與自然生態環境消失。
政府與民間團體目前針對大澳的發展仍持續地角力，但是大澳在地社群所關注的就是對於大澳社區的認同與建設是否真的落實當地？然則，港府卻是因為赤鱲角機場與迪士尼的進駐，才去關注到大澳的旅遊發展可帶來另外一種的商機，一旦大規模的開發，破壞掉原本大澳千百年以來的遺產，當販售的利益殆盡，留下來的又是被遺忘的蛋民，因此大澳工作室與新一代的大澳年輕人，捍衛著自己的文化與歷史。
2011年2月9日 星期三
第九章、 後殖民城市的記憶：香港、上海與台北 (四)
4. 刪除的記憶：九龍城寨
建築史家Hayden(1995:12)曾主張：「具社會包容性的都市地景史可成為公共史與都市保存新研究方法的基礎…這會是一種同時承認城市社會差異性以及空間社區用途的都市設計，這和那種由紀念性建築形式所主導或者由房地產投機所帶動的都市設計有天壤之別。」然而她的理想恰恰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完全抵觸：一方面是歷史論述不是被西方所主導就是被中國所主導，二方面香港的房地產事業正是香港經濟成長的命脈之一。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用一個極富代性的例子來觀察統治者如何對待城市的日常地景，那就是著名的九龍城塞。
九龍城寨建於1843年，位於九龍半島東北角，毗鄰今日的九龍灣，位置極具戰略價值。城寨過去是一個產鹽勝地，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宋朝。當時原名為「官富場」[1]的一個近海鹽場，為該地區四大鹽場之一。1662年清初，鄭成功尚未降清之時，康熙曾下令香港東南沿海一帶遷界50里，導致當地居民家園盡失、漁鹽業廢置及田園荒蕪，但此令不得其效，反而助長盜賊肆虐，官員遂令增建砲台並請命康熙復界。康熙七年(?)，於畢架山上設九龍墩台，康熙二十一年改為九龍汛。隨著中國與西方有著更多的接觸，當時接近貿易中心的香港也成為各國船隻的停留點之一。1839年9月中國軍隊與印度兵船在九龍對岸出海開戰。九龍大戰後清廷更加緊防衛。直到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雙方簽訂「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後，九龍汛成為抵抗與監視英軍的重要位置。1843到1847年間，「九龍汛」擴建為「九龍寨城」，然而早在中國朝廷下令改建之前，地方官員與平民百姓在鴉片戰爭後抵抗外敵威脅皆感到十分迫切，而提前興建九龍寨城以表他們對抗外侮的決心。清政府擴建九龍寨城，城寨增至六座敵樓，城牆厚達十五呎，而寨城的駐兵數量不斷增長，由最初的二百五十人，增至1898年的五百多人。
1898年，當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2]為期99年的租借條約後，中國租借整個九龍半島和附近的離島借予英人，但是當時清朝外交官員提出保留對城寨治權的條件。一開始九龍寨城仍有清廷官員駐守，使之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清朝外飛地，然而英人接管九龍半島之時爆發民亂，翌年英人便指出中國保留對城寨治權，違反租借條約中「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的規定，遂派軍佔領寨城，將清兵趕走。而後爆發義和團之亂，中英雙方都無暇處理歸屬問題，自此寨城便缺乏法治和管理，一度荒廢，幾乎無人居住，九龍寨城成為一個中國政府、英國政府、港英政府皆不介入的三不管地帶。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為疏通軍資下令將九龍寨城的六座城牆拆毀，花崗岩被用為擴建啟德機場的材料。由於二次大戰結束後，大量內地難民流入香港並於九龍寨城附近聚居，使區內更為龍蛇混雜，街道開始變得雜亂無章，九龍城寨成為毒窟、淫窟、賭窟，人們聞之色變。拆城事件對於寨城日後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因圍牆內的居民可利用原有圍牆的封閉性自行組成居民互助組織，防止三教九流混入地區，而城牆一毀，出入寨城地區更為方便。而在無政府狀態下，三教九流更容易於該地區建立勢力。到了1960年代，港英警方曾一度圍剿黑勢力，由於涉及治安及民生，中國並未作出干預。到1970年代港英政府已實際上負擔城寨的一般事務，治安方面有警員巡邏、掃毒等；衛生方面每日有清道夫負責、清理垃圾，但是港府政府聲稱只管刑事，不理民事。基於中國對九龍寨城的態度還是關注的，港府未能完全對寨城進行全面治，所以仍延續了寨城的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發展下，九龍寨城免掉各種稅金與費用，這裡成為無法在城市生存的人們賴以維生之地，各種違章建築密密麻麻出現，光線無法照射進入，狹窄的黑暗巷弄，因溼氣滴答的水聲不絕於耳，整個城寨宛如從地獄出來的怪物，成為港英政府頭痛的問題。
但是隨著香港1997年回歸的問題在即，在「中英聯合聲明」[3]的談判下，英國藉機將寨城問題提出。1987年，其聲明關於九龍寨城地位問題的條文頒佈，拆城的決定正式對外公佈。當時港英政府清拆的最大的問題是該如何審查寨城居民、商家的業權及資格；如何將四萬名寨城居民安置；如何統籌拆城行動與步驟與及拆城後餘下的三萬多平方米面積的地皮用途問題。在聯合聲明中，中英雙方已達成共識，拆城後空出的土地將改建為現在的「九龍寨城公園」。而公園將盡量保留寨城一些原有的建築物及特色。在清拆期間，一些寨城的遺跡被古物古蹟辦事處發掘出來，並揉合在公園的設計中或予以保存成為展品，以供遊客欣賞。整個發掘工作的最大收獲是兩塊於寨城南門出土的花崗岩石額，它們分別刻有「南門」及「九龍寨城」字樣(古物古蹟辦事處 2008)。
當時政府的賠償計畫在安置安排上由於一直以來城寨無人管理，為實行補償計畫隨即進行了居民登記工作。據當時報導，為免「黑市居民」混淆視聽，派六十名警員在署裡指揮下協助房屋登記，行動目的是為了逮捕城內非法入境者。當局在宣佈清拆九龍寨城時，曾表示預計需安置四萬多居民，並耗資數十億，同時將負責一切有關賠償，在房委會下設立特委會，負責安排安置及登記居民及商家資格（星報日報，1987-1993）。據委員會的工作報告所示，總計起來，共有9420戶，合共28198人獲得安置。在這些住戶中，有3541戶(38%)購買了房屋，4804戶(51%)遷往公屋或臨時房屋，另外1075戶(11%)則自行安排住屋。此外，在清拆計劃完成後，另有32戶合共65人獲得安置（香港房屋委員會，2002）。雖然政府宣稱將負責一切賠償，但乃未能令四萬名居民滿意其賠償。據瞭解當時的賠償方案是以當時後的房屋市值計算賠償，想當然其金額遠低於當時同區的市值。加上房屋並非以同區安置作為安排，居民被迫遷入新市鎮的公屋，故有將居民作為「開荒牛」的嫌疑。而政府對業主的補償是以房屋售價為計算基礎，給予「自住業主及非自住業主」、「住宅與非住宅用途」[4]相同的補償，而自住業主若放棄入住公屋，就可另獲得以房屋售價計算的補償，另外對商業用戶與工業用戶給予特惠津貼(九龍城寨清拆事宜特別委員會工作報告 2002)。然而業主們因拆城日期一拖再拖，廠商因而失去大量訂單，另一方面政府的賠償金額不夠他們再置產開廠同樣面積的廠房進行生產，未見其利，只見其弊，因而引發大舉抗議。城內居民最關心的的安置與賠償問題一直得不到滿意的安排，因此這群居民成為拆城的最大阻力。
由於政府堅守賠償原則不退讓，居民怨聲載道。政府官員多次與居民開會聽取意見及談判，乃無法達成協意。而當時的社區福利會十分團結，處處與「十七座」[5]針鋒相對。更有個別居民不滿政府態度傲慢而露宿抗議，要求司法重審，拆城事件紛擾了三年之久。結果政府使用「拖字訣」及「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將主要出入道圍起圍牆，使居民出入不便逼其就犯，強行斷水斷電與拆除已搬離居民地區的街燈和樓梯燈，此舉引起居民們的強烈抗議，政府變向迫遷等行為。究清拆行動之所以一拖再拖的原因，是因為專職處理拆城一事的事務處施行「拖字訣」策略，即當局不主動向居民談賠償的問題及法律上對簿公堂的方法進行「行政拖延」，讓居民、商家等得不耐煩自行搬走，又趁商家店面租約期滿時私下與業主達成協議，架空對商家的賠償即時的「封舖」。政府同時也刻意拉攏支持清拆的居民組織，維護利益協會，藉以打擊居民團結。由於遷出的居民愈來愈多，加上政府刻意減少對寨城的管理及設施維修，使得區內環境衛生變得惡劣不堪、鼠患橫行、治安敗壞，還有居民表示老鼠咬傷人的事件時而發生，也曾多次遭賊匪盜竊，雖然居民反對聲浪不斷，但隨著環境的惡化，拆城勢在必行。[6]
由都市地景作為公共史的角度來看，九龍城寨其實殖民地時代下，最真實不掩飾的香港歷史象徵，它的歷史和空間特色，是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完美隱喻，除去環境品質的問題去看，「九龍城寨」自成一個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的社會關係。香港政府視如敝屣的無照牙科與醫療，在無錢看病的時代下，造福了無數窮苦病患，據統計，70年代以來就醫人數達數萬人次。且由於寨城內的樓價和房租較為便宜，無需繳交各種稅金與費用，吸引了很多廠商在此開設小型工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食品製造業，如有造魚蛋、豬血加工業等等。而其他貧苦人家，就以串膠花、玩具加工來貼補家計。這都是無法在城市下生活，但腳踏實地，以勞力為生的正經人家。香港政府無視九龍城寨社區文化，在這個城市的管理和發展上，是毫無地位而且極端邊緣化的，九龍城寨的骯髒、混亂、擁擠，用國際城市的價值來衡量，代表了令人羞恥的「落後」。九龍城寨所凝聚的集體記憶與歷史情感，是政府極欲掃進「落後」的垃圾堆裡一併清除殆盡的(潘國靈 2007:103-104)。
然而，在統治者強大的歷史敍述之下，是否仍有潛越改敍的縫隙呢？讓我再重提第二章中Boyer(1994: 68)的見解：「相對於歷史，記憶[往往]…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爆發出來，並要求改變既有的傳統。記憶是一種以片斷方式串連不同事件的藝術；記憶乃是形成於顯示其真正力量以及其對觀者想像掌握的驚訝、斷裂與翻轉戰術中。」儘管九龍城寨的形式、居民皆以由當地消失，但是我們若用班雅明式城市漫遊者的方式閱讀現地留下的公園，未必不能以不同方式再現被統治者刪除的記憶。事實上，在寨城拆除之後，考古人員意外地在城基挖出了南大門的石碑，就把它留在現地，在公園中他們留下了一個遺址，讓遊客可以看到九龍城寨最早的城遺跡，以及戰後住宅的結構基礎。而在公園入口，他們還放了一個城寨拆除前的模型供遊客憑弔，而清朝唯一留下的完整建築也被整修後保留下來。批評者或可說這裡只有片斷化、迪士尼式的再現，但是這端看觀者是否有另類視讀的能力。「其實，公園中的柱石、古炮，和詩詞對聯—還有那幾塊舊城牆的石頭—都可以作為『文本』來分析，不只是作為一種『再現』，而是要由此來追溯它的文化鬼魂」(李歐梵 2007:10)。
2011年2月7日 星期一
第九章、 後殖民城市的記憶：香港、上海與台北 (三)
(三) 文化遺產與記憶的整編
在1970年代之前，英政府和香港民間都對文化遺產沒有興趣。這一方面是由於香港居民多為難民和移民，對於香港缺乏歸屬感；二方面則是統治的英國精英對外國文化沒興趣；再者，中國的精英則只對賺錢有興趣(Lu 2003: 8)。六七暴動之後，雖然殖民政府開始注重文化事務，於1976 年成立文化署時，並於同年制定「古物及古蹟條例」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正式開始實施文物保護政策；[1]然而在實際上，政府並不重視傳統建築的保存，這主要與1980年代開香港轉型為企業城市有重要關係。由於1980年代起房地產就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因此老舊街區的開發始終優先於傳統建築的保存；第二，香港的上層階級藉由金融業與生產服務業與全球經濟產生密切關係，他們的生活在流動的空間之中，是故並不在意在地的環境；第三，英國殖民政府在都市地景上傾向以高科技的現超高層大樓來作為城市意象，因此也不重視歷史地景(Cros 2004:155-158)。
然而從九七前後開始，由於身分認同問題的浮現，歷史保存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在回歸後的文化發展上，乃是以建立對中國身分認同為主，而在文化上努力淡化英國曾經殖民香港的影響。舉例來說，在學校全面教授中文、中國粵劇、舞蹈、手工藝品，而博物館內所陳列的香港歷史則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緊密的連結性，而英國時期所留下的資產相對地被有計畫的忽略 (Cros 2004)。此外，從政府在古蹟參訪行程的設計上，也可以明顯看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強調。香港旅遊發展局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在1993 年設立第一條古蹟參訪路徑， 「屏山文物徑」，目地供參觀遊覽之便，帶動文化之旅。文物徑沿線皆設有路標和石刻印記為參訪者引導路線，並設置告示牌幫助說明了解沿途古蹟的背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成立宗旨以保護古蹟為目的，讓香港居民深入接觸文化遺產與加強文化遺產的認識，培養歸屬感與認同感為使命，學術上以促進歷史研究工作、鞏固獨特文化，進而促進觀光旅遊發展，將香港打造成文化古都[2]。然而這條文物徑上的史蹟皆為宋明年間所建的建物，在這裡是讀不到英國殖民歷史的。第二條「龍躍頭文物徑」也是遠離當代的市中心，只有第三條「中西區文物徑」才帶領遊客進入維多利亞港與中環，讓殖民時期的建築物寫入歷史的再現之中。
九七之後的香港政府固然處心積慮要在文化與身分認同上「中國化」香港，但是在維多利亞港周邊許多帶有殖民風格的公共建築既不可能拆除、也可不能視而不見，這時如何以意義的詮釋來引領視覺的認知則成了一個困難卻重要的任務。在此我們可以試著從三個富象徵意味的例子說明香港政府處理前殖民地建築的手法。首先，是廣九鐵路總站原址的鐘塔。廣九鐵路總站因為香港文化中心的興建而被拆除，然而這座具有重要地標意味的鐘塔則在保存人士的呼籲下被保留下來。最後的設計成果，文化中心是一個毫無地方風格、像一片白色屏幕的現代主義建築，而鐘塔則作為一個裝飾品被放置在白色屏幕前供人瞻仰。某個程度來說它像是一段歷史的引文，但其實更像是供人消費的裝飾品。結果，「作為保存形式的文化並未導向一種社群的批判意識，而是讓殖民主體留在原地，使其為身分意象的凝視所佔據」(Abbas 1997:67)。
第二個例子是旗杆屋，該建築物建於1840年代，原先的用途是英國在香港的軍事總部，後來轉為英軍司令官邸。在旗杆屋的前方，還有一座砲台隔著維多利亞港正對著九龍，其對殖民地控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當英軍在1984年撒出之後，關於這座建築未來的用途引發了許多的討論，最後政府決定把它轉用為中國茶具博物館，而旗杆屋也在1989年被指定為歷史性建築。在這種新的詮釋之中，不但殖民統治的歷史被淡化，而且中英在十九世紀政治與軍事衝突的過程也完全消失了；觀者的注意力「由時而衝突的香港殖民史轉移到中國文化在殖民建築中和諧地收容」(Abbas 1997:68)。
最後一個例子是大埔差館山。大埔位於九龍與新界之間的交界處，在1899年時被殖民政選定為日後新界的的行政中心，而差館山指的是守住大埔的兩個小山崗。殖民政府一開始在差館山上陸續搭建了大埔警署、理民府與警司官邸，以控制周邊大埔的村落。在1910年前，這些公共建築陸續被改為磚砌永久建築(朱凱迪 2009:142)。二次大戰以後，差館山不再是一個武力控制基地，而轉變成一個集行政、執法和司法於一身的權威中心。它成了新界一個非正式的自治機構，村民由村代表領路，到差館山去辦理日常的行政事務。地方治理權乃是由殖民官員和本地菁英共享，發展出至今影響鄉村的政治體治(朱凱迪2009: 144)。除了官府衙門外，殖民政府也在1952年將大埔官立小學遷至大埔差館山警察局對面，作為培養一代民地精英的地方。然而，反抗的力量也曾出現：1973年，左派的香島中學也在差館山上建了起來，在空間上對殖民政府頗具挑釁意味。但之後兩三年間，另二間分屬基督教聖公會與天主教會的中學先後在差館山上落成，彷彿替殖民政府再一次宣示主權。不過，由於大埔新市鎮在1970年代開發、舊警察局和理民府亦先後被棄用，再加上香港註定回歸中國的事實，差館山上殖民空間角力便不再受到關注(朱凱迪 2009:148)。
到了今天，當初的殖民建築，理民府成了童軍中心、警司官邸成了國際學校、民政司官邸成了環保組織研究中心。但最弔詭的是，以前培育新界村童成為殖民地精英的大埔官立小學，九七後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接管作為「國民教育中心」，指導中小學生升五星旗、唱國歌和了解中國國情。「這種把米字旗換上五星旗，然後一切照舊的做法，明香港…新的統治層複製了殖者的文化成見和制度，繼續阻擱具反省性的地方感」(羅永生 1997:456-68)。
我們或許可以用以下這段評論來總結上述這三個例子(朱凱迪 2009:149) ：
香港古蹟保存度從1976年起建立，至今已三十三年，香港脫離殖民統治亦已十二年，我對殖民樣力營造的空間及建築時，除了「殖民地統治權力的象徾」和「典型殖民地建風格」外，然啞口無言，足見香港的古蹟保存制度本身正遏抑具政治顛覆性的歷史書寫的幫兇，這個結不解，再多十億搞出來的「歷史建築活化計劃」，也是在僵屍上塗胭脂而已。
[1]其中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工作範疇包含了指定或暫定古蹟、古蹟法修訂提案、考古挖掘探勘、古物古蹟修繕保護。古物古蹟辦事處到2010年止已評估1444 件歷史建物，如今已有491 件確定指定分級古蹟，而辦事處會針對法定古蹟進行文物影響評估報告，須研究工程項目是否會影響具有歷史及考古學價值的地點或建築物。若有影響，則須進行文物影響評估，以保護文物。而在法定古蹟的部分，目前已有86 項法定古蹟被指定，指定的類型相當廣泛，包含石刻、遺址、砲台、宗祠書室、廟宇、政府建築、軍司令官邸、或宗教建築等等，中西方不同建築類型都囊括在內，例如沙田王屋村的古屋村落建築、上水廖萬石堂宗祠古蹟等等，而政府建築多為西方維多利亞式建築，例如舊三軍司令官邸、香港天文台等等。
2011年2月5日 星期六
第九章、 後殖民城市的記憶：香港、上海與台北 (二)
(二) 香港身分與文化政策
自從清廷割讓香港之後，香港人的身分以及文化認同就一直處於曖昧模糊的狀態。從政治上來看，在英國政府實行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人沒有把英國本土的民主制度移植到香港，而是像在世界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由總督總攬軍、政大權，其下的行政、立法兩局長期以來亦由英國人所壟斷 。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母國以「行政吸納」的方式讓當地的華人參與殖民地管制，展現所謂的「民主」制度，但是外國官員與華人官員之間的權力分配依舊是偏重在殖民母國的手裡，藉由政治上制度的改變去掩蓋殖民統治的負面性質(羅永生編 1997)。然而在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對於殖民政府的不滿日益高漲並提出批判，[1]其中由中文大學左翼學生組織發起的中文運動得到許多迴響，而許多民間社團也予以響應。在早期運動中的部份核心份子提出中文運動應朝反殖民統治的方向發展，這和中國民族主義不謀而合。但是到了運動後期，大部分運動份子體認到殖民政治的現實，因此轉而要求香港政府進行社會、經濟、政治和各方面的改革，而非推翻現有殖民政權(盧思騁 1997:45-49)。
誠如前文所提及，殖民政府在1967年之後開始以改革社會制度，引入福利國家政策來回應反殖民運動後期的訴求。這些舉措相當度緩和了反殖民的情緒，香港人的身分問題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之下，暫時被擱置一旁。誠如呂大樂(1997:13-14)所觀察：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民情的最大特點，就是市民開始重新理解殖民統治的內容。以前殖民統治等於政治封閉、社會不平等、政府缺乏民間觸覺、脫離群眾、貪污。然而，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出來的一種看法，是殖民地統治；繼續封閉，但政府會做門面的諮詢與交代的工作，社會不平等，但這個政府能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缺乏民間觸覺，但它離開了貪污時代，逐漸走上制度化的軌道…在民眾中，香港成為了高效率、有能力保持經濟繁榮、相對清廉的殖民地。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本來的含意也就漸漸淡化了。
除了福利政策的實施之外，殖民政府在六七暴動之後也開始積極推動文化政策。六七暴動發生之前，香港在地的社群組織，並無意識到文化遺產保留的問題，流動在這城市中的上層菁英只專注在資金上的往來與利潤，對於所居住的城市，只需便利、快速和一致 ，而市井小民則是為了每天汲汲營營的生活忙得焦頭爛額，對於空間的感知只是從賺錢的場所移動至暫時休息的臨時住所，殖民母國更是對於當地的文化特色無興趣(陳清僑 1997)。然而，在暴動鎮壓之後，英國政府轉變其殖民態度，開始成立文化組織與文化設施，例如香港電視廣播公司與博物館的興建。1962年香港大會堂正式啟用[2]，負責管理大會堂的市政局及市政總署等主辦和贊助各種以西方經典風格為主的演藝節目，許多蜚聲國際的藝術團體和藝人都曾在大會堂表演，大會堂成為香港市民接觸到世界各地不同藝術表演的主要管道，為香港近代的文化藝術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而香港政府部門在文化藝術的推廣工作，自此以後扮演重要的角色。1976年，香港成立文化署，開始著手積極策劃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工作，並在1977年的政策指引中，說明政府在發展文化藝術的角色是以「作為統籌者和催化者、發展所需基本設施的供應者和推動者」，而這成為香港日後的政策基本理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2006)。然而需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文化政策大致上並未與國族的身分有太大的關係。
直到1984年中英開始會談香港在97之後的移交事宜，香港人身分才再度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文化學術圈有人主張「夾縫論」，認為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香港始夾在兩大文化間；不論是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文化，都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民生大計，只會把香港當作獲取他們所需的經濟及其他形式援助之地。而受英國長期殖民的影響，香港文化會被大陸視為過度西化，而非正統的中國文化，「香港」既等於「中國」，又不等於「中國」，即便香港與中國血濃於水，同宗同源，但卻已是個混血兒。因此在97 回歸後則要受中國大陸民族的歧視對待。這種思維也反映在殖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在1990 年提出以「City of Life 動感都會」的名號，打造香港國際城市的形象，利用東方傳統與西方文化共置一爐，東西薈萃新舊交融，所形成特殊文化地景，更以「香港文化萬花筒」[3]為特色，舉辦活動安排行程以吸引外國觀光客前往。香港觀光旅遊局將遊客群鎖定在西方，透過「文化體驗」和「博物館縱橫遊」等活動項目，尋找深入體驗的文化旅遊來吸引西方遊客，這樣的策略打造，是為了讓香港成為一個有形卻又難以明確捉摸的城市，讓旅客身在其中感受香港獨有的特殊文化生活。
然而，隨著1997年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隨著主權移交的過程而明朗，新的政府開始強化香港與中國在文化與歷史上的關係。香港政府有意識的要去除英國殖民政府在這裡所留下來的影響，在教育上強輸中國傳統文化，並建立一個對於中國的身分認同。2000年由民政事務局及其轄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管文化藝術的職能。香港政府也透過文化結合教育政策，從學校計畫做更多元的文化學習，例如香港演藝學院與中國傳統的粵劇、舞蹈、音樂和手工業等交流學習，將中國傳統文化引入香港，或說更深植香港，使得中國與香港有共同的傳統藝術(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2006)。而在歷史古蹟宣導教育方面，古物古蹟辦事處定期會舉辦各種類型的學術性的教育活動，例如「探探香港文物探知館」等多項博物館或展覽館導覽、講座、「模擬考古發掘」等活動教學工作坊，以及戶外考察等等，而在香港文物探知館除了定期舉辦上述活動之外，以及印製多種有關古蹟宣傳小冊子和大量期刊書刊，提高香港市民對古蹟文物的認識。此外，古物古蹟辦事處與不同的教育機構合作，舉辦各類專題性研討活動，目的是要喚起公眾人士對香港文物的關注和教育下一代對古蹟的愛護[4]。
以下，我們將從文化遺產保護這個特殊面向，進一步檢驗九七後香港政府如何建構以中國文化為主的香港身分。
[1]在殖民環境之下，在地社群發展出幾種各自獨立的「身分認同」：國粹派與社會派。前者的政治立場為親中共左派，身分的認同連結到新中國 ，其中他們以一個中國民族做為自己身分的建構(民族主義)，而在身分認同後，對於異己的他者(殖民者)加以否定(反帝國主義)，在此之下，香港被形塑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場域，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可以帶來解放；這兩者之間，對於香港最後依歸的對象是相同一致的(中國)，而同樣地對於香港社會中，所觀察到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合理是需要一些社會活動去改變；但兩者在其他方面，所持有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國粹派的規劃理想，香港為中國的附屬品，一切以中國的政策與利益為導向，認同中國社會主義是唯一可以拯救香港的政治手法；社會派則是以城市中的現象做檢討，重視改革香港社會，但並不一定以中國的利益為導向，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行抱持遲疑的態度(羅永生編, 1997)。
[2]香港大會堂（英文：Hong Kong City Hall）是香港第一座公共文娛中心，位於香港島中西區中環，於1962 年3 月2 日落成開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香港大會堂曾經是官方儀式和慶典舉行的重要場地，殖民地時代的多位港督都在大會堂舉行宣誓就職，而接待訪港的英國皇室成員的歡迎活動，都是在香港大會堂及對開的愛丁堡廣場進行。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