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遺產與記憶的整編
在1970年代之前，英政府和香港民間都對文化遺產沒有興趣。這一方面是由於香港居民多為難民和移民，對於香港缺乏歸屬感；二方面則是統治的英國精英對外國文化沒興趣；再者，中國的精英則只對賺錢有興趣(Lu 2003: 8)。六七暴動之後，雖然殖民政府開始注重文化事務，於1976 年成立文化署時，並於同年制定「古物及古蹟條例」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正式開始實施文物保護政策；[1]然而在實際上，政府並不重視傳統建築的保存，這主要與1980年代開香港轉型為企業城市有重要關係。由於1980年代起房地產就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因此老舊街區的開發始終優先於傳統建築的保存；第二，香港的上層階級藉由金融業與生產服務業與全球經濟產生密切關係，他們的生活在流動的空間之中，是故並不在意在地的環境；第三，英國殖民政府在都市地景上傾向以高科技的現超高層大樓來作為城市意象，因此也不重視歷史地景(Cros 2004:155-158)。
然而從九七前後開始，由於身分認同問題的浮現，歷史保存的議題開始受到重視。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港政府在回歸後的文化發展上，乃是以建立對中國身分認同為主，而在文化上努力淡化英國曾經殖民香港的影響。舉例來說，在學校全面教授中文、中國粵劇、舞蹈、手工藝品，而博物館內所陳列的香港歷史則凸顯了香港與中國緊密的連結性，而英國時期所留下的資產相對地被有計畫的忽略 (Cros 2004)。此外，從政府在古蹟參訪行程的設計上，也可以明顯看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強調。香港旅遊發展局與古物古蹟辦事處在1993 年設立第一條古蹟參訪路徑， 「屏山文物徑」，目地供參觀遊覽之便，帶動文化之旅。文物徑沿線皆設有路標和石刻印記為參訪者引導路線，並設置告示牌幫助說明了解沿途古蹟的背景。古物古蹟辦事處的成立宗旨以保護古蹟為目的，讓香港居民深入接觸文化遺產與加強文化遺產的認識，培養歸屬感與認同感為使命，學術上以促進歷史研究工作、鞏固獨特文化，進而促進觀光旅遊發展，將香港打造成文化古都[2]。然而這條文物徑上的史蹟皆為宋明年間所建的建物，在這裡是讀不到英國殖民歷史的。第二條「龍躍頭文物徑」也是遠離當代的市中心，只有第三條「中西區文物徑」才帶領遊客進入維多利亞港與中環，讓殖民時期的建築物寫入歷史的再現之中。
九七之後的香港政府固然處心積慮要在文化與身分認同上「中國化」香港，但是在維多利亞港周邊許多帶有殖民風格的公共建築既不可能拆除、也可不能視而不見，這時如何以意義的詮釋來引領視覺的認知則成了一個困難卻重要的任務。在此我們可以試著從三個富象徵意味的例子說明香港政府處理前殖民地建築的手法。首先，是廣九鐵路總站原址的鐘塔。廣九鐵路總站因為香港文化中心的興建而被拆除，然而這座具有重要地標意味的鐘塔則在保存人士的呼籲下被保留下來。最後的設計成果，文化中心是一個毫無地方風格、像一片白色屏幕的現代主義建築，而鐘塔則作為一個裝飾品被放置在白色屏幕前供人瞻仰。某個程度來說它像是一段歷史的引文，但其實更像是供人消費的裝飾品。結果，「作為保存形式的文化並未導向一種社群的批判意識，而是讓殖民主體留在原地，使其為身分意象的凝視所佔據」(Abbas 1997:67)。
第二個例子是旗杆屋，該建築物建於1840年代，原先的用途是英國在香港的軍事總部，後來轉為英軍司令官邸。在旗杆屋的前方，還有一座砲台隔著維多利亞港正對著九龍，其對殖民地控制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當英軍在1984年撒出之後，關於這座建築未來的用途引發了許多的討論，最後政府決定把它轉用為中國茶具博物館，而旗杆屋也在1989年被指定為歷史性建築。在這種新的詮釋之中，不但殖民統治的歷史被淡化，而且中英在十九世紀政治與軍事衝突的過程也完全消失了；觀者的注意力「由時而衝突的香港殖民史轉移到中國文化在殖民建築中和諧地收容」(Abbas 1997:68)。
最後一個例子是大埔差館山。大埔位於九龍與新界之間的交界處，在1899年時被殖民政選定為日後新界的的行政中心，而差館山指的是守住大埔的兩個小山崗。殖民政府一開始在差館山上陸續搭建了大埔警署、理民府與警司官邸，以控制周邊大埔的村落。在1910年前，這些公共建築陸續被改為磚砌永久建築(朱凱迪 2009:142)。二次大戰以後，差館山不再是一個武力控制基地，而轉變成一個集行政、執法和司法於一身的權威中心。它成了新界一個非正式的自治機構，村民由村代表領路，到差館山去辦理日常的行政事務。地方治理權乃是由殖民官員和本地菁英共享，發展出至今影響鄉村的政治體治(朱凱迪2009: 144)。除了官府衙門外，殖民政府也在1952年將大埔官立小學遷至大埔差館山警察局對面，作為培養一代民地精英的地方。然而，反抗的力量也曾出現：1973年，左派的香島中學也在差館山上建了起來，在空間上對殖民政府頗具挑釁意味。但之後兩三年間，另二間分屬基督教聖公會與天主教會的中學先後在差館山上落成，彷彿替殖民政府再一次宣示主權。不過，由於大埔新市鎮在1970年代開發、舊警察局和理民府亦先後被棄用，再加上香港註定回歸中國的事實，差館山上殖民空間角力便不再受到關注(朱凱迪 2009:148)。
到了今天，當初的殖民建築，理民府成了童軍中心、警司官邸成了國際學校、民政司官邸成了環保組織研究中心。但最弔詭的是，以前培育新界村童成為殖民地精英的大埔官立小學，九七後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接管作為「國民教育中心」，指導中小學生升五星旗、唱國歌和了解中國國情。「這種把米字旗換上五星旗，然後一切照舊的做法，明香港…新的統治層複製了殖者的文化成見和制度，繼續阻擱具反省性的地方感」(羅永生 1997:456-68)。
我們或許可以用以下這段評論來總結上述這三個例子(朱凱迪 2009:149) ：
香港古蹟保存度從1976年起建立，至今已三十三年，香港脫離殖民統治亦已十二年，我對殖民樣力營造的空間及建築時，除了「殖民地統治權力的象徾」和「典型殖民地建風格」外，然啞口無言，足見香港的古蹟保存制度本身正遏抑具政治顛覆性的歷史書寫的幫兇，這個結不解，再多十億搞出來的「歷史建築活化計劃」，也是在僵屍上塗胭脂而已。
[1]其中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工作範疇包含了指定或暫定古蹟、古蹟法修訂提案、考古挖掘探勘、古物古蹟修繕保護。古物古蹟辦事處到2010年止已評估1444 件歷史建物，如今已有491 件確定指定分級古蹟，而辦事處會針對法定古蹟進行文物影響評估報告，須研究工程項目是否會影響具有歷史及考古學價值的地點或建築物。若有影響，則須進行文物影響評估，以保護文物。而在法定古蹟的部分，目前已有86 項法定古蹟被指定，指定的類型相當廣泛，包含石刻、遺址、砲台、宗祠書室、廟宇、政府建築、軍司令官邸、或宗教建築等等，中西方不同建築類型都囊括在內，例如沙田王屋村的古屋村落建築、上水廖萬石堂宗祠古蹟等等，而政府建築多為西方維多利亞式建築，例如舊三軍司令官邸、香港天文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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