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香港身分與文化政策
自從清廷割讓香港之後，香港人的身分以及文化認同就一直處於曖昧模糊的狀態。從政治上來看，在英國政府實行殖民統治時期，英國人沒有把英國本土的民主制度移植到香港，而是像在世界其他英國殖民地一樣，由總督總攬軍、政大權，其下的行政、立法兩局長期以來亦由英國人所壟斷 。二次世界大戰後，殖民母國以「行政吸納」的方式讓當地的華人參與殖民地管制，展現所謂的「民主」制度，但是外國官員與華人官員之間的權力分配依舊是偏重在殖民母國的手裡，藉由政治上制度的改變去掩蓋殖民統治的負面性質(羅永生編 1997)。然而在六七暴動後，香港市民對於殖民政府的不滿日益高漲並提出批判，[1]其中由中文大學左翼學生組織發起的中文運動得到許多迴響，而許多民間社團也予以響應。在早期運動中的部份核心份子提出中文運動應朝反殖民統治的方向發展，這和中國民族主義不謀而合。但是到了運動後期，大部分運動份子體認到殖民政治的現實，因此轉而要求香港政府進行社會、經濟、政治和各方面的改革，而非推翻現有殖民政權(盧思騁 1997:45-49)。
誠如前文所提及，殖民政府在1967年之後開始以改革社會制度，引入福利國家政策來回應反殖民運動後期的訴求。這些舉措相當度緩和了反殖民的情緒，香港人的身分問題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之下，暫時被擱置一旁。誠如呂大樂(1997:13-14)所觀察：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民情的最大特點，就是市民開始重新理解殖民統治的內容。以前殖民統治等於政治封閉、社會不平等、政府缺乏民間觸覺、脫離群眾、貪污。然而，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出來的一種看法，是殖民地統治；繼續封閉，但政府會做門面的諮詢與交代的工作，社會不平等，但這個政府能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缺乏民間觸覺，但它離開了貪污時代，逐漸走上制度化的軌道…在民眾中，香港成為了高效率、有能力保持經濟繁榮、相對清廉的殖民地。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本來的含意也就漸漸淡化了。
除了福利政策的實施之外，殖民政府在六七暴動之後也開始積極推動文化政策。六七暴動發生之前，香港在地的社群組織，並無意識到文化遺產保留的問題，流動在這城市中的上層菁英只專注在資金上的往來與利潤，對於所居住的城市，只需便利、快速和一致 ，而市井小民則是為了每天汲汲營營的生活忙得焦頭爛額，對於空間的感知只是從賺錢的場所移動至暫時休息的臨時住所，殖民母國更是對於當地的文化特色無興趣(陳清僑 1997)。然而，在暴動鎮壓之後，英國政府轉變其殖民態度，開始成立文化組織與文化設施，例如香港電視廣播公司與博物館的興建。1962年香港大會堂正式啟用[2]，負責管理大會堂的市政局及市政總署等主辦和贊助各種以西方經典風格為主的演藝節目，許多蜚聲國際的藝術團體和藝人都曾在大會堂表演，大會堂成為香港市民接觸到世界各地不同藝術表演的主要管道，為香港近代的文化藝術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而香港政府部門在文化藝術的推廣工作，自此以後扮演重要的角色。1976年，香港成立文化署，開始著手積極策劃香港文化藝術推廣工作，並在1977年的政策指引中，說明政府在發展文化藝術的角色是以「作為統籌者和催化者、發展所需基本設施的供應者和推動者」，而這成為香港日後的政策基本理念(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 2006)。然而需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文化政策大致上並未與國族的身分有太大的關係。
直到1984年中英開始會談香港在97之後的移交事宜，香港人身分才再度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文化學術圈有人主張「夾縫論」，認為自第二次大戰結束以來，香港始夾在兩大文化間；不論是英國殖民文化與中國共產主義文化，都不會真正關心香港的民生大計，只會把香港當作獲取他們所需的經濟及其他形式援助之地。而受英國長期殖民的影響，香港文化會被大陸視為過度西化，而非正統的中國文化，「香港」既等於「中國」，又不等於「中國」，即便香港與中國血濃於水，同宗同源，但卻已是個混血兒。因此在97 回歸後則要受中國大陸民族的歧視對待。這種思維也反映在殖民政府的文化政策，例如香港旅遊發展局在1990 年提出以「City of Life 動感都會」的名號，打造香港國際城市的形象，利用東方傳統與西方文化共置一爐，東西薈萃新舊交融，所形成特殊文化地景，更以「香港文化萬花筒」[3]為特色，舉辦活動安排行程以吸引外國觀光客前往。香港觀光旅遊局將遊客群鎖定在西方，透過「文化體驗」和「博物館縱橫遊」等活動項目，尋找深入體驗的文化旅遊來吸引西方遊客，這樣的策略打造，是為了讓香港成為一個有形卻又難以明確捉摸的城市，讓旅客身在其中感受香港獨有的特殊文化生活。
然而，隨著1997年香港與中國的關係隨著主權移交的過程而明朗，新的政府開始強化香港與中國在文化與歷史上的關係。香港政府有意識的要去除英國殖民政府在這裡所留下來的影響，在教育上強輸中國傳統文化，並建立一個對於中國的身分認同。2000年由民政事務局及其轄下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接管文化藝術的職能。香港政府也透過文化結合教育政策，從學校計畫做更多元的文化學習，例如香港演藝學院與中國傳統的粵劇、舞蹈、音樂和手工業等交流學習，將中國傳統文化引入香港，或說更深植香港，使得中國與香港有共同的傳統藝術(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2006)。而在歷史古蹟宣導教育方面，古物古蹟辦事處定期會舉辦各種類型的學術性的教育活動，例如「探探香港文物探知館」等多項博物館或展覽館導覽、講座、「模擬考古發掘」等活動教學工作坊，以及戶外考察等等，而在香港文物探知館除了定期舉辦上述活動之外，以及印製多種有關古蹟宣傳小冊子和大量期刊書刊，提高香港市民對古蹟文物的認識。此外，古物古蹟辦事處與不同的教育機構合作，舉辦各類專題性研討活動，目的是要喚起公眾人士對香港文物的關注和教育下一代對古蹟的愛護[4]。
以下，我們將從文化遺產保護這個特殊面向，進一步檢驗九七後香港政府如何建構以中國文化為主的香港身分。
[1]在殖民環境之下，在地社群發展出幾種各自獨立的「身分認同」：國粹派與社會派。前者的政治立場為親中共左派，身分的認同連結到新中國 ，其中他們以一個中國民族做為自己身分的建構(民族主義)，而在身分認同後，對於異己的他者(殖民者)加以否定(反帝國主義)，在此之下，香港被形塑成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場域，而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可以帶來解放；這兩者之間，對於香港最後依歸的對象是相同一致的(中國)，而同樣地對於香港社會中，所觀察到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不合理是需要一些社會活動去改變；但兩者在其他方面，所持有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國粹派的規劃理想，香港為中國的附屬品，一切以中國的政策與利益為導向，認同中國社會主義是唯一可以拯救香港的政治手法；社會派則是以城市中的現象做檢討，重視改革香港社會，但並不一定以中國的利益為導向，對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行抱持遲疑的態度(羅永生編, 1997)。
[2]香港大會堂（英文：Hong Kong City Hall）是香港第一座公共文娛中心，位於香港島中西區中環，於1962 年3 月2 日落成開幕，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香港大會堂曾經是官方儀式和慶典舉行的重要場地，殖民地時代的多位港督都在大會堂舉行宣誓就職，而接待訪港的英國皇室成員的歡迎活動，都是在香港大會堂及對開的愛丁堡廣場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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