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0年代開始，在全球經濟的競爭過程中，東亞經濟圈三個重要的華人城市—台北、上海與香港—都積極爭取擠身為國際性或區域性的金融中心。為達這個目的，雖然起始年代有先後，三者都對都市空間結構以及城市地景進行大幅調整，以建構國際都會的形象。然而，由於不同的社會與文化情境所然，使得歷史保存在三個城市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之所以選擇這三個地方來比較是基於下列理由：
1. 三個城市都在東亞區域經濟中扮演主要的經濟網絡節點；
2. 三者都是各種地域文化形式生產的核心地區；
3. 三者都有被殖民的經驗，有著殖民城市的歷史；
4. 三者在1990年以後，都開始有意識地保護城市中的歷史文化遺產。
本章將比較三個城市保存政策之差異，探討造成這些差異的因素，以及它們以什麼方式造成了這些差異。在這個大目標之下，本章將針對台北、上海與香港三個城市分別提出下列研究問題：
1. 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對於該市保存論述的形成與轉化有何影響？
2. 這些歷史保存論述是在什麼社會條件下、以什麼方式被轉譯為公共政策？
3. 歷史保存為誰創造了什麼新的政治空間？
從台北、香港與上海三個城市的保存政策比較發現，由於不同的政治過程，即便身處於類似的經濟全球化過程，兩岸三地乃產生了不同型態的保存文化政治。更確切地說，這三個城市的保存文化政治都和中國在1980年代和全球經濟接軌有關，也和三地華人的自我身分認同有關。中國在1980年代以後成為全球生產基地，使得台港兩地製造業大量出走，迫使台北和香港都必須爭取成為亞太地區新的金融與生產服務業中心；在這個情況下，新地景取代舊地景，少數被留存的歷史建築和經濟發展關係較淺，但卻和面對中國統一的國族論述的威脅下，自我身分認同的文化爭議高度相關。而上海則是作為中國向世界展示其經濟成就的窗口的前提下，以新舊地景並陳的方式來建構其都市意象，經濟發展強化了國族認同。因此，在全球化的情境下，歷史保存作為一種面對過去地景的手段，乃是以不同的方式結合了國族認同和經濟發展，展現在兩岸三地的「世界城市」之中。
以下本章將從全球化的過程、保存政策的動力、以及保存政策的社會後果等方面分別檢驗香港、上海與台北的保存文化政治。
一、 香港的都市保存政策
(一) 全球化過程中的香港
香港地處華南沿岸，位於廣東省珠江口以東，瀕臨南海，其區域範圍主要可分為香港島、九龍半島和新界三大區域。由於香港擁有優良海灣，因此香港早期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靠著採集珍珠、製鹽、漁業、以及盛產香木貿易而聞名。香港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早自南北朝和唐朝，該地區的屯門已然成為軍事重鎮與交通要衝。自明代開始，因葡萄牙、荷蘭、以及倭寇的不斷入侵，讓香港軍事防禦上的地位尤其重要，進而建立更系統化的軍事防禦體系(劉蜀永 2000)。
到了19世紀，已成為世界殖民帝國的英國也注意到香港島嶼地理位置的重要意義。。從19世紀初，英國便曾多次派船出航調查中國沿岸，甚至動用軍事武力[1]企圖佔據中國沿岸島嶼，欲打開中國的大門，將其作為對華擴張的基地。1806年至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水文學家就曾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對香港水域進行調查，而1816年英國派阿美士德使節團來中國時，也曾在香港停留並對其進行仔細調查，返回英國後，其中一位史學家寫到：「從船舶進出的便利和陸地環繞的地形看，這個港口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良港」(劉蜀永 1996:18)。對英國而言，香港島嶼地形的優勢正可作為其霸權行使進入中國的重要跳島
1839年，因中國欽差大臣林則徐奉命到廣州查禁鴨片，並在虎門海灘當眾銷毀，英國藉此事件蓄意挑起戰爭。於是同年9月，英軍向九龍寨及砲台攻擊，中國與英軍首次在九龍對岸出海開戰。九龍大戰之後，英國對清朝的巨大威脅，讓清廷更加緊香港地區的軍事防禦。然而，1840年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失利，簽定《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香港的命運從此有了巨大的轉變。作為英國的殖民地，香港被建構成一個英國統治、但是以華人為主體的自由港，它成為國際商品、資金與人口出入中國的主要窗口(陳介英 1997)。
從1856年以後，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口貨和三分之一的的出口貨都由香港周轉資金並在香港進行分配，大多數外商都在香港設直總部，從香港指揮其對中國及他處的貿易業務(余繩武、劉存寬 1994)(余繩武、劉存寬, 1994)。除了商品與資金的進出之外，這個時期也是華工經由香港進出到世界各地的高峰時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殖民主義的擴張造成大量的人力需求，如西印度群島的棉花、蔗糖農場以及美國西部、加拿大和澳洲的開墾和鐵路建造等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吸引了許多中國對外大量的移民。根據統計，1851年到1900年的半個世紀中，就有兩百萬以上的廣東人和福建人經由香港移民到海外。而香港的中外商人，因移民事業取得了大量利潤，而海外華僑的衣物與日常用品也透過香港這邊大量供應(蔡榮芳 2001)。因此，作為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接觸的起點，香港在19世紀中期即其有「世界城市」的特質，而這種也奠定了日後香港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格局。
香港的經濟從一開始便是轉口貿為主，工業的發展僅佔少數(許介英 1997)。1937年中國對日戰爭爆發，讓許多華資企業紛紛遷移到香港，帶來另一波大量資金和技術人才的投入，香港工業因而得到了某個程度的發展，（蔡榮芳2001）但是要到了1950年代工業部門才迅速發展。在1950年代，由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國家實質圍堵政策，使得香港無法再依賴對中國的轉口貿易為生，於是從1950年代中期以後，香港企業界便以紡織和成衣等輕工業為首，帶動了本地工業部門的成長(劉鑒如 1993)。
在1950年代到1970代之間，香港雖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帶動了經濟快速成長，但是在社會上卻造了財富分配極不均。大部分民眾必須忍受長時間的勞動、居住在條件惡劣的生活環境、具缺乏足夠的醫療與教育等社會服務，造成了民眾心理上長期的不滿。結果，1967年在中國左派的介入下，人民的不滿終於引發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暴動。在暴動平息後，殖民地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穏定，開始改革社會制度，將英國當時工黨執政所施實的福利國家政策引入，和本地人民建立新的社會契約，確保勞工一定的生活品質，最重要的措施包括十年建屋劃、九年免費教育、綜援制度、社區發展、廉政公署、新市鎮規劃等(孔誥烽 2009:129-130)。雖然殖民地政府在表面在仍主張放任的自由主義，提出「積極的不干涉主義」，但實際上卻仍摻雜了在殖民母國實施的凱恩斯福國家的元素。
1970年到1980年這所謂「黃金十年」之間，香港不管在經濟和社會面都大致維持一個相對穏定的局面。然而，1970末年全球經濟又開始了另一波重大的變局，也就是1979年中國開始進行所謂「改革開放」，開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而香港首當其衝。中國經濟開放對香港最立即的衝擊就是製造業的北移，特別是移到勞動成本遠較香港為的廣東、福建一帶，結果造成了香港製造業空洞化的危機。面這個產業危機，香港以兩個策略試圖來化解：首先，它利用地緣的鄰近性以及語言與文化上的共通性等優勢，將自己建構為港資與台資在中國生產基地的管控中心；其次，香港藉由引入國際性金融業與生產者服務業讓自己成為區域性的金融中心(Jessop and Sum 2000)，事實上，香港也是中國企業投資最重要的集資地(陳智傑，2009)。上述兩個城市發展策略顯然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也使為香港能在1980年代以位居東亞重要的國際城市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公共支大量減縮，放手由民開企業去開於(尤其是地產業)，香港漸漸地由一個「不明說」的凱恩斯福利型城市轉向「明說」的熊彼德企業型城市(Jessop and Sum 2000)。雖然，1997年香港移交中國在政治與文化上對香港造成了重大的衝擊，但其產業發展的結構大體上仍沿續著1980代以來的路線進行。
從前文的簡要歷史回顧可知，放在全球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脈絡下來看，香港早在1842年就已經是一個世界城市，儘管在過去一百多年間經歷了不同的歷史事件，香港基本上仍然是介於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轉口中心，這也造就了它在文化上的特殊性，我們接下來就來探討這種特殊性的形成以及其與政治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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