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台北都市地景出現了一個奇特的變化，那就是城市公共空間出現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在地化(localization)同時崛起的現象。
我所謂的全球化意指的是一個不斷將全世界不同地點的社區、城市、區域、與國家的政治、經濟、與文化關係結合在一起的過程。全球化並非一個嶄新的歷史與地理現象。事實上，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性的擴張，全球化現象已經存在了三個世紀。早在一百多年前，古典的資本主義理論家像是亞當．斯密或是卡爾．馬克斯就已經觀察到這個現象(Kellner 1998)。然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全球化的確是有其新奇之處。由於通訊科技的進步 (電視與電影視像的大量生產、網際網路的快速蔓延)，以及生產體制的轉變 (從福特主義到後福特主義的彈性生產系統、企業的自由流動)，全球化的速度、規模與範疇都以前所未見的幅度增加，大幅拉近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距離，造成一種所謂時空間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獨特現象，同時也促成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興起。
世界城市這個概念是規劃學者傅利曼 (John Firedmann 1986) 所提出的，其用意在於彰顯城市與全球經濟的關係。他認為當今世界主要城市的發展和它們在新國際分工空間組織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這些城市被全球資本當成全球生產與全球市場的管理中心。而社會學者薩森(Saskia Sassen 1991)更進步指出某些城市 ― 像是紐約、倫敦與東京 ― 已經從全球經濟系統中浮現出來，成為她所謂的全球城市( global city)。這些城市不僅在全球的尺度上支配了金錢與資訊的交易，同時也控制了其他城市或區域的生產與消費活動。這些關於世界城市或是全球城市的研究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現實，那就是幾乎任何一個城市或區域都不可避免地處於一個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不斷地被捲入全球經濟所主導的金錢與權力狂瀾之中。
作為全球經濟體系的一個環節，台北當然也無法自外於全球化的過程。從80年代晚期開始，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進駐台北，並帶來了新型態的消費文化與消費空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連鎖速食店以及大型購物商場。不僅如此，「全球化」作為一種都市論述也對都市政策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舉例而言，為了創造某種「世界城市」的形象，台北市政府盡全力在信義區進行投資，企圖創造一個全新的中心商業區(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或簡稱CBD)，並在舊市區進行大規模的都市更新。而在都市文化方面，就像各主要的東亞城市一樣，由於和其他世界城市之間在人群往來、金融流動與媒體意象傳播方面都不斷地強化，因之有一種新的都市經驗逐漸在台北產生：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都市經驗至少可以在四個方面看到，包括企業文化的建立、全球性消費文化的到來、知識文化全球化的產生、以及像是環境保護、人權運動、女權運動等全球社會運動的興起(Hsiao 1998)。而就都市空間視覺經驗的角度來看，(超)高層辦公大樓與跨國連鎖店則成了最顯著的城市地景。當然，這並不意味台北的地方習俗與文化就此消失，但說有一種全球化的氛圍正在台北形成則並不為過。
然而在台北都市地景逐步全球化的同時，我們卻也看到一種對地景在地化的要求，那就是歷史保存(historic preservation)[1]意識的普遍化。從80年代末起對歷史保存的重視在台灣逐漸成為建築與景觀學界、市民團體、以及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共識。在建築與景觀學界方面，延續著70年代歷史保存運動的傳統，發展出強調民眾參與以及常民生活地景(vernacular landscape)保存的「聚落保存論述」。[2] 在市民團體方面，可在全台各地看到了各式各樣文史工作室的成立，同時也看到了一些專門以推廣歷史保存為職志的民間社團出現，像是台北的樂山文教基金會、古風史蹟協會，以及宜蘭縣的仰山文教基金會等。在政府部門方面，文建會從90年代中期起，如火如荼地在全台各鄉鎮展開了以地方歷史文化保存為中心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而在2000年之後，文建會又更進一步地大力推動「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 申報的工作，並在2002年邀請國內外的學者共同評選出十一處「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試圖以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申報世界遺產登錄，讓台灣的文化遺跡「走出台灣，登錄世界」(陳郁秀 2003)。[3]至於地方政府，以台北市為例，則是在90年代成立了文化局，其主要任務之一便是建立台北市的單行法規，在中央指定的古蹟之外另行指定地方性的「歷史性建築」。到2000年為止，已有?建築物被指定為歷史性建築加以維護。
事實上在某個程度來講，都市地景全球化與在地化的同時興起並非台灣獨有的現象，而是20世紀晚期大部份工業國家普遍的現象。許多研究都指出，這個現象的發生和世界各地的城市或區域對獨特城市意象的需求相關。在一個高度競爭的全球市場中，世界各地方政府莫不傾力建構獨特的城市意象，以吸引跨國企業總部進駐或是發展觀光業，而傳統環境則是塑造城市意象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這個說法固然在某個程度上可以解釋歷史保存熱潮之所以興起的原因，但是它也留下了一些尚待回答的問題。首先，除了上述理由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因素也對保存熱潮的興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其次，除了政府與企業之外，像是非政府組織或社區團體等其他的社會行動者，是否也在保存規劃的過程中扮演了某些角色？如果是，是什麼樣的角色？再者，從公共資源分配的角度觀之，不同的保存方案對於各在地社區有何影響？
要回答以上所提的這些一般性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拿台北作為個案加以分析，見微知著，藉以推論全球化情境中歷史保存與城市之間的關係。基於這個理由，本書將把研究焦點放在與台北相關的保存論述、台北的保存政策以及個別保存方案的規劃過程。當我們進一步細察台北的狀況時，我們會發現一個象：儘管歷史保存的觀念上逐漸成成為台北公共文化的一部份，實際的保存工作往往引發了開發商、地方居民或地方政府等各種社會行動者之間強烈的衝突與對立。在某些個案中(例如台北迪化街與三峽老街)，保存方案是由地方政府與保存專家所提出，但是卻遭到居民的強烈反對，因為她/他們認為老建築是一種蕭條的象徵，而歷史保存則是一種反現代化的行動。而在另一些個案中(例如萬華的剝皮寮、公舘的寶藏巖以及新莊樂生院等)，保存的提案是因為居民在都市開發中被迫搬遷而形成，但卻遭到地方政府的回拒。在這些案例中，歷史保存的提案往往導致都市政策上的重爭議，甚或引發社區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這些因保存而引發的爭議與衝突不僅在形成了某種政治過程，同時影響了保存計劃所在地的社會與空間意義。這個政治過程以及被爭議的社會與空間意義共同形成了我所稱的「歷史保存的文化政治」，也就是一個各類社會團體藉以建構、協商或抗拒保存對象選擇與詮釋標準的政治領域。
在這種都市全球化與歷史保存文化政治並存的情況下，本書提出了以下的基本研究問題：
1. 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全球化如何影響台北歷史保存運動？
2. 這些保存運動如何影響政府的保存政策？
3. 各種不同的社會行動者如何透過保存規劃過程商議、建構以及界定她/他們對於台北作為世界城市未來的願景？
貫穿全書的核心論點乃是：台北的保存運動、保存政策以及保存的社會意義在相當的程度上取決於台北與全球經濟以及全球地緣政治連結的方式。更詳細地說，1980年代歷史保存的市民意識之所以在台北的興起，乃是因為濟經與文化全球造成既有營造環境解組；在這個情境下，市民發現她/他們需要藉由傳統環境的保存來重塑地方感與地方意義。另外，歷史保存意識的制度化，也就是說保存政策的制定與保存方案的執行，開創了一個同時是真實與想像的空間，在其間各式各樣的國族主義、地方主義、觀光消費主義與後殖民主義被不同的社會行動者提出、協商與爭辯。[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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