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記憶之異托邦 (三)

歷史保存與空間正義

近年來英語世界的批判學界對歷史保存的研究大體上圍繞著一個主題：處於今日的全球化情境中，將歷史意象引入都市發展的過程中到底是促進還是阻礙了以「空間正義」(spatial justice) 為目標的都市政治？

在此我們先就空間正義的內涵做一個簡要的討論。從1960末起，部份英美的地理學與都市研究學者開始思考社會正義與空間的關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哈維(David Harvey)在1973年發表的《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這本書。他認為一個地方社會資源的分配不但應該要滿足每個人的需要，而且額外的資源應該用來幫助那些由於自然和社會環境導致特殊財務困境的地區 (Harvey 1973: 116-117; 引自楊秉煌 2001)。而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則進一步指出在一個權力不平等的多元文化的社會中，並沒有一個用來評估事件的普同性社會正義觀念存在，只有特殊的、彼此競爭的、分裂的、和異質的正義論述存在 (楊秉煌，2001)。由於對這種差異性的重視，因此社會正義應該去除為了追求普同性正義而造成的壓迫與犧牲 (楊秉煌，2001)。

在哈維(Harvey 1992)較晚近的作品中，他參考了政治哲學家楊格(Iris Marion Young 1990)的觀點，提出了六個正義的原則：1.社會與政治組織以及生產與消費的系統應使勞動力的剝削降至最低；2. 解放被邊緣化所壓迫的團體；3. 授予被壓迫者參與政治的權力以及自我表達的力量；4. 去除都市設計方案與公共討論中支配者的文化霸權；5. 在不會摧毀人民自我賦權 (self-empowerment) 的前提下，消除個人或組織性暴力；6. 要緩和任何社會計畫對於未來世代以及他處居民在生態上的負面影響。由於這些正義原則和空間關係密不可分，因此地理學者索雅(Edward W. Soja 2000)進一步提出空間正義的概念：一種「正被日漸空間化了的一些概念，這些概念包括了社會正義、參與式民主、以及市民權利與責任」，而它關切的主要重點乃是因為區域與城市不均等發展而在性別、階級與種族上所產生的結構性的與系統性的不平等。

在對空間正義概念的簡短回顧後，我們再回頭探討歷史保存與空間正義的關係。站在追求空間正義的立場，目前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兩種對立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歷史保存對空間正義的實現是一種負面的力量。持這個觀點的學者認為歷史保存完全是一種消費擬像 (simulacra) 的呈現，其產生的都市環境其實和主題樂園沒有兩樣(Lowenthal 1985; Hewison 1987; Sorkin 1992; Zukin 1982)。許多英美的大城市，像是倫敦、紐約、巴的摩爾等地，都以歷史保存的方式來強調城市的特色、並藉此振興城市的再發展。這些行動在經濟上雖然十分成功，但是卻間接地造成了社會排擠的效果。原先住在破敗歷史地區中的弱勢居民，因為地價上揚的因素，被迫遷到其他更破敗的地區。而他們原本有歷史特色的家園，則在整修後讓給了企業以及中產階級，當成他們辦公、休閒、或居住的地點，造成了所謂高級化 (gentrification) 的現象。更有甚者，由於這些歷史保存區在視覺再現上的成功，促使了它們在1980年代以後成為都市公共投資的重心以及公共政策的焦點。相對地，一些非視覺性的都市問題，例如住宅條件、遊民、犯罪等問題，反而被排除在公共政策的議程之外。因而都市中下階層與弱勢團體的問題變得更不為人知，更難以獲得公共補助與救濟了(Boyer 1995)。另外，在美國最近興起的「新都市論」(New Urbanism)，更是以打造傳統社區生活空間的方式創造了中產階級鄉愁的烏托邦，徹底地將其他社會階級隔離在外，反諷地挪用了建築專業半世紀以來為社會正義、人類平等、生活品質與社區發展所做的努力(劉可強 1997)。因此，對許多都市學者來說，歷史保存那種以視覺為導向的鄉愁式價值觀，乃是一種製造城市不均等發展的幫凶。

上海新天地：典型的高級化現象

也有學者開始借用後殖民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傳統地景與文化的保存。後殖民主義大體上指的是一種理論觀點，這種觀點所關切的是在政治上已獲得獨立的後殖民社會中，人民如何脫離文化上的殖民，建立新的主體身份。後殖民論者認為十九世紀歐美殖民主義即便到了今天對於被殖民國家仍有重大影響力，在觀光的領域也是一樣。都會型資本主國家往往壟斷前殖民地的觀光市場，這些地正是他們國民最常去旅遊之處，例如美國對於加勒比海的觀光發展就佔有舉足重的地位。在建構成觀光景點的過程中，過去真實的生活經驗都變成文化商品，有些傳統和文化遺產甚至必須被「發明」出來，以迎合觀光客的想像。這與殖民主義在殖民時期為了政治與文化目的捏造傳統其實只有一線之隔，兩者的操控手法並無二致(Hall and Tucker 2004)。

和上述觀點相反，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歷史保存具有促進空間正義實現的潛力。持這個觀點的論者關注的是也是歷史保存與地域社區的關係，但是他們認為歷史保存對於社區賦權運動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Karp et. al. 1992) (Samuel 1994; Hayden 1995; Dubrow 1998)。首先，教育與娛樂不見得必然是互相衝突的：觀看古蹟所產生的愉悅對於學習歷史可能和讀歷史文獻是一樣重要的 (Samuel, 1994)。因此，如果只把保存視為一種文化消費，反而可能會錯失了它在教育方面的潛力。第二，古蹟的意義不會是固定的：不同人對於保存對象的意義有不同的詮釋與解讀，而這些詮釋與解讀的協商本身就是一個政治過程。從這個觀點來看，歷史保存也可以是弱勢社區居民爭取他們文化認同與社會空間的政治過程。因此，社區性的老建築或地景是社區居民生活的共同記憶，它們對於社區認同的維繫或是重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女性主義建築學者海登(Hayden 1995)認為，這種「地方的力量 — 日常地景培養市民公共記憶、以共享領域的形式來圍繞共享時間的力量」對於勞工階級、少數民族、甚至是婦女的歷史書寫都非常重要。因此，若歷史保存的規劃過程能結合了社區民眾參與，那麼保存對於勞工階級、少數民族、與婦女運動的社會動員都是一個有力的工具。總之，支持歷史保存的論述主張只要一個歷史保存計畫能夠呈現在地社區的集體記憶、並包含了充份的民眾參與過程，它就可以在草根都市運動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上述兩種觀點雖然相左，但是都是對當今社會歷史保存的批判性分析。事實上，這兩種觀點都各自捕捉到歷史保存與空間正義關係的某一面向。反保存的觀點批評商品化與擬像化的歷史意象，是因為歷史保存成了遮掩社會控制與社會隔離的面具。傾保存的觀點則試圖從性別、階級與族裔的觀點，在商品化的社會中找尋被壓抑的局部化在地歷史。反保存的計劃試圖揭露真實而危險的城市史，而傾保存的計劃則試圖重構被壓迫社會群體的歷史。但是它們也分享了一個共同的假設，亦即在主流保存方案的歷史再現背後隠藏了一個本真的過往(the past)。它們二者的政治與知識工作乃是來自「歷史力量的解放感以及歷史敍事的情節設置…過往作為一種培力現今的潛在工具而被徹底地搜尋…其主要作用在於歷史化與保存固定的地理」(Soja 1996: 192)，對二者而言，基本的課題在於：

這些紀念物的設計是為了保存誰的歷史？什麼地方最適合包裝這些遺產？記憶該以何種形式具現？選擇一段過往如何能幫助我們建構更美好的未來？選擇位址就意味了選邊站嗎？我們能否藉由保存都市歷史來增進我們對於當前城市地理與政治經濟的理解，甚至更進一步以顯著有益的方式來改造它(Soja 1996: 191-192)？

然而，僅管上述兩個取向都對強化空間正義有所貢獻，但是它們似乎都忽略了保存方案有可能的多重意義，這些意義決定於保存方案所座落場所之全球位置，也決定於當代讀者的解讀方式。由於忽略了保存方案可能產生的意義，它們有可能導致關閉抵抗與改造等潛在機會的危險。面對這種情勢，索雅認為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時空觀點，它能同時認識到「歷史化與保存固定地理」與「空間化歷史與歷史地理」所帶來的力量。在倒轉由歷史所主導的解放取向後，我們或可重新提問前一段的基本問題：

我們是否可以或必須在重新設計營造環境的過程中重新詮釋過往，而非視其為理所當然？…我們今日[對歷史]的建構是否注定是一種錯誤的歷史再現、一種累積自身當下意義的擬像而已？當某歷史位址和其他現實位址之關係已因時間流逝而逐漸消失，我們是否真能捕回並保存該歷史的位址呢？難道更深入地了解當今都市設計與發展之動態與政治經濟過程，不會比復原過去，更有助於建構更好的未來嗎？(Soja 1996: 192)

  索雅的回答是我們需要一種新時空觀點，這種觀點仔細探究了「現在，並從中找出詮釋過往的洞見，同時也從中找出再脈絡化未來的行動基地」(Soja 1996: 192)。他所謂的「空間化的時空」確實提供了一種關於記憶、地方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另類觀點，這對於我們思考當代歷史保存與空間正義之關係有相當大的幫助但是，索雅並未清楚地提出一個分析當代歷史保存的理論架構，但是。誠如前文所提及的，古蹟保存可以成為遮掩歷史、複製擬像、或是排除弱勢團體的空間與社會計畫，但也可以成為弱勢團體藉以自我賦權、改變主流社會對其刻板印象的重要工具。我們當前面對的課題是：如何在今日這個充斥著商品化擬像地景的全球化時代中，開拓古蹟保存論述與實踐的新思維，使其能避免成為社會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而能將之與進步的社會運動連結？就是在這樣的關切下，我試圖援引「異托邦」的理論來與保存的批判理論結合，以便進一步深化及開展歷史保存論述的空間。[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