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保存與現代性
歷史保存其實在某個程度上和現代性(modernity)的進程有非常緊密的關係。這裡所謂的現代性指的是根源於歐洲啟蒙運動的一種集體批判意識，現代性意識認為藉由知識的累積，可以改造世界。現代性意識問的是：「在此刻此地發生的事情，和昨天有何不同？我們該如何以對當前的了解，建構一個更好的未來?」這種現代性啟蒙意識在歷史上曾經替世界帶來了重大改變：第一次是在18世紀末的大革命年代，其重要產物是因資本主義而產生的民國族家；第二次面對的是19世紀末急劇都市化與工業化，其重要產物是工具性的科學主義及學術分工；第三次在二次大戰後，催生了凱恩斯福利國家和史達林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第四次創造的則是在二十世紀末政治的多元文化主義、產業上後福特主、與經濟上新保守主義(Soja 1995)。[1]
平行於現代性的演進，當代的歷史保存運動和現代性之間存在三種不同的關係。第一、歷史保存是現代民國族家用來建構國家認同最重要的文化工具之一；第二、歷史保存是不同的地域社會或是經濟／文化上的弱勢社群用來避免在資主本義社會中被邊緣化的文化手段；第三、歷史保存是城市或鄉鎮在後現代世界中發展文化旅遊業的主要策略。以下我將分別就歷史保存與現代性之間的四種不同關係加以解釋。
(一) 國族歷史的再現
歷史保存這個觀念的誕生，與工業資本主義帶來的地景急速變化有關。然而歷史保存這個觀念的制度化，則與近代國族國家(nation state)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現代國族國家是現代性最重要的產物之一，而文化與傳統的保存則是現代國國族家藉以建構跨越空間藩籬之社會與政治想像的主要文化策略之一。正如歷史學者所指出的，近代國族國家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在十九世紀被發明出來，是一個想像社群(Hobsbawm 1990; Anderson 1983 )。正如安德森(1983 : 15)所說：「即使是最小國家的成員，也不可能認識自己大部分的同胞…然而在每個人心中，同存在著共同社群的形象」。既然國族是一個想像社群，那麼要打造一個超越社區、城市、乃至超越區域的國族認同便是新興民國族家最重要的文化政策之一。這個時候，國家機構便會組織編造種種地域性的文化或傳統，以便用來作為國家傳統的象徵(Hobsbawm 1983)。因此，正如哈維(Harvey 1989)所觀察的：
[現代主義] 一方面讚頌著普世性的降臨與空間藩籬的崩陷，另一方面卻強化了個人／社群的社會感與地方之間的關係，藉以發掘可以加強地方認同的空間或地方的新意義。現代主義的這個面向，在某個程度上包括了地方政治、區域政治或是國家政治的美學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便不難了解為何國族遺產 (national heritage)這個概念會在十九世紀出現在歐洲幾個新興的民國族家。舉例來說，英國在1882年通過史蹟保護法(Ancient Monuments Protection)，指定了68個國定古蹟；在法國，國家史蹟委員會在1835年開始著手保護古蹟；在意大利，則是在1819年通過保護國家史蹟的法律Lex Pacca (Boyer 1994)。創造這個概念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建立國家認同，而這個認同則預設「一種無性別、種族、階級或區域認同的想像公民，他們了解的國族歷史乃是以特定方式被再現的國族歷史」(Boyer 1994)。而負責把國家歷史對象化與制度化的最主要專業領域就是博物館學與歷史保存。在這兩個專司物化歷史的領域中，「不同的空間被變成是連續的，而在時間中缺席的人物則可以同台出場；國家民族則被不斷地回憶與認證」(Johnson 1994: 179)。
總而言之，歷史保存和現代性的第一個關連在於，它是現代國國族家用來生產與再生產社會對國家地理與歷史想像的工具。國族遺產乃是民族意識的象徵，因此被指定為國族遺產的古蹟通常都是較為精美的建築或地景，而它們所代表的意義通常也都跨越了地域，成為象徵了大尺度的民族文化或民族歷史的紀念物。歷史保存的功能在這個脈絡下是把過去的傳統召喚出來，以界定現代國族國家的地理範圍以及國民的基本共識與身份認同。
(二) 在地歷史的再現
相對於國族遺產的概念，從1960年代開始，在地遺產 (local heritage) 的想法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日漸受到重視。這支保存取向的第一個特點是，它把保存運動對地方性的定義從抽象的想像社群層次解放出來，試圖在面對面 (face-to-face) 的地理範圍內建立地方認同。例如，人文主義規劃宗師林區(kevin Lynch 1972)便認為，保存社區的歷史環境往往比保存國家古蹟更有助於建立居民的地方感 (sense of place)。保存的對象無須是遠古的遺跡或是精美的建築；即使史蹟的年代並不久遠，只要它們對社區居民具有重大意義，便值得被保存。另外，建築史家佛蘭普登(Frampton 1983)則提出了「批判的區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 與「抵抗式建築」(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 等概念，作為挑戰文明同質化的策略。整體說來，在地取向的保存運動的基本前提是，只有透過在地居民的創造與維護，環境才能變得更好。因此在地保存運動強調的是注重營造過程、約束建築師的權力及其現代主義的意識形態、修復既有的營造環境、以及在地社區賦權等原則。換句話說，藉由強調鄉土、常民建築或地景的保存，在地取向的保存被視為是對現代主義所宣稱之普同性的一種回應。
在地保存運動的第二個特點是，它整合了營造環境保存與社會保存。歷史保存的對象不再只限於實質空間或建築物，而是包括了整個社區的文化傳統、生活方式、與社會網絡。都市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Gans)在1970年代時就呼籲城市規劃者，真正應被保存的是常民建築而不是精美的建築，是營造環境的社會意義而不是其美學意義，是複雜的社會網絡與社會關係而不是歷史城區的實質空間形式 (參見Hayden 1995)。相同地，規劃學者愛坡亞(Donald Appleyard 1979)在目睹了1960年代都市更新在美國各內城所造成的人口遷移與都市動亂之後，也強調歷史保存應該同時保存歷史城區的實質環境與住在其中的勞工階級。
就某個角度來看，在地保存運動的主要目的在於對抗開發商的投資、其背後資本積累的力量、以及賦予投資行動正當性的現代主義意識形態。在這個運動背後有兩個基本前提。第一，各地獨有的地方感可以被轉化為政治行動，用以對抗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文化同質化。建基於地域性的政治，在地保存取向試圖以日常生活領域場所的認同來促進在地居民的政治動員。第二，在地保存運動所追求的是過去曾經存在，而現在已被資本主義破壞的整合性的社會。其中最有名的案例乃是意大利伯隆尼亞 (Bologna) 的保存。在70年代，伯隆尼亞成功地大規模保存了城中心區的連棟街屋，做為勞工的出租住宅。這個政策被認為是社區對資本主義城市無止盡開發的一個有力的回應。然而若我們仔細檢視這種思維，伯隆尼亞作法的背後相當程度上包含了一種對於過去美好、同質公共生活的鄉愁。例如伯隆尼亞保存的總建築師切瓦拉地(Cervellati) 就說：「這整個城市是屬於它的居民的…不同的社會階級住在同一個都市區域，甚至同一棟房子，就是未分化的使用與消費的証明與保證。這個城市從來就不是一個階級分化的城市，像是現代城市所作的一般。」(Cervellati 1978: 5; 引自Appleyard 1979)由此看來，在地取向的保存事實上很弔詭地和國族取向的保存分享了相同的假設：國族取向的保存預設了同質性的民族文化，而在地取向的保存則預設了同質性的城市文化或社區文化，而這兩者都將遭受今日全球文化經濟洪流的挑戰。
(三) 歷史意象的行銷
在現代化過程中推動歷史保存的第三支作用力乃是不斷擴大中的全球旅遊市場。藉由展現遙遠歷史或其他文化「本真的」(authentic) 空間場景與社會生活，歷史保存可以創造各種旅遊景點來滿足現代人對真實的社會關係與公共生活的渴望。有論者認為現代性最重要的部份是，大部份的人都意識到他們身處的現代社會既不整合又不穩定，而且其中到處充斥著片斷而短暫的事物，它是一個「所有固著事物都消散於空氣之中」的世界(Berman 1982)。換句話說，社會與空間的現代化一方面讓人從傳統社會關係與社會規範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獲得了自由的意志，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人在精神上頓時無所依靠。因此，現代化過程反而使人變得懷舊，而正是這種懷舊的情緒，促使著人們去追求一個想像的、美好的前現代的社會與前現代營造環境。從二次大戰以後，歐美諸國的社會與都市一方面加緊進行現代化的工程，另一方面新興中產階級卻不斷地在找尋前現代的旅遊景點。由此看來，現代人對真實的文化與社會關係之鄉愁，並非偶然產生的，而是現代性在全球擴張過程中必然包含的重要面向。
到了1980年代以後，隨著資本主義全球性的轉型與擴張，旅遊業大量興起，文化遺產更成為了世界各地區重要的生財工具 (Urry 1990)。以英國為例，在查爾斯王子的帶動下，全國興起了一股懷舊熱潮。許多古堡、監獄、或是因為經濟衰退而空出的工廠，就順勢被包裝成了旅遊勝地。在美國，許多重要的城市也在傳統工業沒落後開始改裝門面，將廢棄的河港、倉庫、工廠等建築改成購物中心，成了觀光業的重鎮。有學者更認為，歷史保存對全球經濟指揮中心的城市已成了必要的手段，因為它們可以藉此提昇城市的形象，在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中來吸引外資的投入與觀光客的停留(Boyer 1995; Zukin 1995)。換句話說，在新一波的全球經濟再結構中，歷史保存的文化事業因為經濟上的需要，正不斷飛快地成長著。
綜合本節的分析，從過去一個多世紀歷史保存的概念與實踐來看，我們可以說歷史保存運動是結構性地和現代性的三個重要面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亦即國族主義 (nationalism)、在地主義 (localism)、以及旅遊業 (tourism)。大體而言，這三支保存取向的前提都建立在對特定場所的忠誠，以及對於前工業時代歷史的鄉愁。它們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給社會與空間帶來的劇變，表現了類似的回應。歷史保存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分別支持了各民國族家建立想像社群之大計 (project)，也支持了反對現代主義霸權的在地文化運動，同時更支持了滿足人們消費鄉愁的文化旅遊業。
然而，有一個重點在此要特別說明：這三個面向在時間上雖有發展的前後順序，但是它們並不是互相取代的關係，而是互相交疊的關係。也就是說，國族主義、在地主義、以及旅遊業，在當今這個時代，都對歷史保存的論述與實踐有相當的影響。然而就其影響力的大小而言，當今全球化的情境中最主要推動歷史保存的力量大概非旅遊業莫屬了。或許，「面對彈性生產方式帶來的流動與不定，要維持任何歷史連續性都非常困難。諷刺的是，唯有用將傳統如此地商品化與行銷，才能保存傳統」(Harvey 1989: 303)。也難怪人類學家韓德樂(Handler 1987: 139)會如此主張：
大部份民族-國家(以及許多「少數族群」亦然)現在設法要將它們的獨特文化物化；它們遵從西方國家(包括人類學)對於文化的定義；它們進口西方的技術以經營其被物化的文化；它們在國際上促銷其「文化自我意象」以追求在經濟上非常重要觀光貿易；一言以蔽之，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文化放在自己的博物舘中 --- 上述種種都證明了現代性不但征服了世界，而且還引界了一個充斥了物化文化、假事件與奇景的「後現代」全球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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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種文化與經濟、真實與想像、以及地方與全球交織在一起的情境中。
我們站在今天這個時間點上，看到了上述三個動機交雜並列地推動著古蹟保存的政策與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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