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算提出一個基本架構來探討…全球文化流動的五個面向之間的關係：一、族群景觀；二、媒體景觀；三、科技景觀；四、金融景觀；五、意識景觀。我用這些帶有景觀字尾的字眼…[是因為]它們並非固定及客觀的關係，從不同角度看會有不一樣的形狀，這些觀外貌正好是由不同視角深刻地構造出來，由不同行動者身處的歷史、語言、政治情景所塑造。(Appadurai 1996:93)
我們打開一張地圖並在上面塗色，以虛構想像重新為它拆界和定界。空間陰影幢幢，曖昧不定。我們倒轉亭台樓閣，而且在自己弄出來的迷宮中迷失了…且讓我們坐下來想想，可否在這些不斷反覆折射的形像光影間，尋找到一個屬於我們的空間？(也斯 1993:257)
作為文化、傳統與記憶的一種再現形式，歷史保存長久以來在西方社會一直被視為一種界定社群(community) [1]集體時空想像的重要規劃工具。這裡所謂的「社群」指的是在一個地理範圍中居住的人群，而隨著尺度上的差異，這個地理範圍可以小至鄰里與鄉鎮，大至城市、區域甚至國家。至於「集體時空想像」我參考的是安德森(B. Anderson)的著名命題：「國家是想像的社群」，強調的是任何既有社群的身份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種文化的建構，而文化建構必然包含對共同歷史與共同生活領域不斷的確認與再確認。正是在文化建構的要求下，歷史保存成為社群身份認同建立機制重要的一環，因為它以地景的視覺再現來訴說社群的過往與記憶，呼應並證實以文字所再現的歷史。因此，僅管保存手段或保存技術有不同的取向，[2]任何歷史保存方案總是包含了保存對象的選擇、詮釋、以及歷史脈絡指認等社會過程 (Barthel 1996)。而這些社會過程又常常與「為何保存」、「如何保存」、「保存誰的記憶」、「保存給誰看」以及「誰來決定保存對象」等議題息息相關。從這個角度來看，歷史保存的功能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如果說歷史保存在過去的政治功能在於支持在地(同樣的，有不同尺度的「在地」)社群身份建立文化方案，那麼當今持續進行的經濟與文化全球化使得歷史保存的政治過程變得更加錯綜複雜。當各地方之間的互動與依賴不斷地強化時，不同想像社群之間的界線也似乎變得越來越模糊；當有人宣稱「民國族家的消亡」 (大前研一)，或有人宣稱「歷的終結時」(福山)時，地方身份的區別似乎注定會逐漸失去意義。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地方社會的發展深受包括多國企業與全球性機構權力影響之際，得既存的地方機構與地方文化認同與當地的社會關係越來越弱 (Castells 1989)。再者，隨著人口大量流動以及同質全球消費文化的散佈，一個人可能擁有多重身份認同或者歸屬於多重想像社群。如果說歷史保存是一種與地方記憶脫離不了關係的事業，那麼在一個地方界線逐漸模糊的年代，歷史保存的意義會是什麼？而在全球化似乎即將泯滅各地特殊文化與認同的當口，台灣卻才正要開始建立歷史保存的價值、論述、與制度，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現象？在當今的全球化情境下，我們的歷史保存大計 ( project) 又應建立在什麼樣的理論基礎上？它可能的社會意義為何？它與城鄉發展的關係為何？
基於對台灣社會與空間現實的關切，本章試圖發展一個分析全球化情境下歷史保存政治 (politics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的初步理論架構，希望能以之作為我們研究台灣歷史保存經驗、擬定保存政策、以及探索運動方向的基礎。為了建構一個更符合當今現實問題的分析架構，本章首先將評介英語學界批判式都市研究對於歷史保存與全球化的看法。其次，建立在這個基礎上，我將進一步回顧歷史保存與現代性 (modernity) 之間的關連。第三，我將以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異托邦 (heterotopia) 概念為中心，並出記憶異托邦的觀點來分析全球化脈絡中台灣歷史保存政治的特性。
全球化、文化地景與地方傳統
城市全球化乃是當今都市研究中最重要的議題。我在本書第一章已經提到，研究都市與區域發展的學者大多認為當今城市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往往取決於該城市與全球經濟整合之過程與方式。但若從個別城市的立場來看，全球化對於城市社會與空間發展有什麼影響，就成了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當社會權力運作的機制脫離了地域性場所，而在全球層次上操作時，各地方既有政治機構與固有文化就逐漸失去了現實的意義。例如柯斯特(Manuel Castells 1989)便主張，由於地方的社會與空間發展往往決定於新全球經濟的佈署，因此產生了「地方空間」(space of places) 被「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 取代的現象。前者是固著於地方且可為居民直接感知的空間，例如社區與城鎮；後者則是難以直接感知的資訊與金融流動的空間。而朱金(Saron Zukin 1991)則是用「市場」的雙重詞義來描述這個現象。她指出，所謂「市場」可以指的是在地景上具體可見的場所(例如菜市場、跳蚤市場等)，它們是過去經濟運作的主要空間；然而在全球化時代，主要的經濟活動已經不復於地方具體可見、地景意義上的「市場」中運作，而是在國際資本所流動的、抽象無形的、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中運作，而在抽象市場中的運作則又反過頭來決定支配了地方市場與地方經濟的發展。
城市的文化地景總是和經濟發展不可切割的(Jacobs 1969; Jackson 1980)，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考察城市地景因為經濟全球化而引發的變化，而這個問題則會關連到所謂文化同質化(cultural homogenization)與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的論辯。70年代的學者將文化全球化等同於「西化」、「美國化」或「麥當勞化」，中心國藉由強勢輸出其國內消費文化，藉著以標準劃一的消費文化逐漸取代既有的地方認同與地方傳統，文化同質化等於是替跨國資本進行擴張與積累鋪路的工具 (Schiller 1976)。如果從全球青少年人人吃麥當勞、喝可樂、穿T恤、牛仔褲的表面現象來看，文化同質化的說法似乎頗有說服力。但是仔細探究，似乎又不是那一回事。舉例來說，有研究發現麥當勞在東亞城市的全球化效應是一個雙向的過程：一方面，麥當勞的出現明顯地改變了當地居民的飲食習慣；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地的消費者也把麥當勞轉變成娛樂場所或是學生下課後的聚會場所，這個地點因此變成了青少年社會化的重要場所(Watson 1997)，這和麥當勞在美國作為一種低收入者用餐地點的文化意義完全不同。這顯示出文化全球化的實際效果並非全球文化的同質化，相反地，由於文化的進口地往往會以當地固有的文重新詮釋進口文化，結果造成的是文化的異質化。
因此，羅伯森(Robertson 1992)建議以「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的字眼來取代文化全球化的概念，他觀察到全球化不只是歐美強勢文化同質化全球的過程，也包括了其他在地特殊文化向世界散播或抗爭其價值、象徵意涵的異質化過程。換句話說，「全球化」意識的興起，反而導致對「在地文化」重新強調。平行於羅伯森的理論，阿帕杜萊(Appadurai 1996)別出心裁地用族群景觀(ethnoscape)、媒體景觀(mediascape)、科技景觀(technoscape)、金融景觀(financescape)、意識景觀(iedoscape)來區分文化五個面向，並指出它們各自有不同的路徑與方向，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重疊。在阿帕杜雷的模型中，文化流動本身包含人群、影象、技術、貨幣與意識型態等不同面向，而這些面向未必以統一的形式共同、同樣的速度、同樣的方向向外散播。反過來說，任何一個地方的特性乃是同時被架構在無固定方向文化流動組合之下，「各大城市蘊藏著各種力量，這些力量迅速匯集後構成新社會，並以不同的方式構成在地的獨特性」。換句話說，文化全球化乃是不同的社會群體如何在地方既有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價值被「流動空間」撼動時，重構一個具意義的、相對於其他地點或其他社群之社會空間與社會生活。因而，無論在何處，這種將全球流動地域化的過程都必然包含了對全球消費文化各種不同方式的抵抗、移植與挪用。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略了包曼( Zygmunt Bauman)所提出的警告，他認為全球在地化的後果把世界人口分裂成克服空間而且沒有時間的全球化富人，以及被束縛在空間上、消磨著對他們沒有用的時間的在地化窮人，的(Bauman 2001(1998))。同樣的，瑪西也指出不同的人口與全球文化經濟流動的連結有極為不同的關係，有的人發動流動和移動，有的人只能被動地處在接收端，被困在這些流動之中(Massey 1993)。本書所關心的是「被束縛在空間上」以及「被困在這些流動之中」的人，我想要了解在全球在地化的情境中，她/他們如何能援用文化地景(不容易流動的空間)所包含的意義來幫助他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重構文化認同與經濟活動空間。而強調在地社群對全球經濟文化流動多重且異質的回應，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歷史保存在全球化時代的意義。因為，如果在地居民能夠挪用並轉化全球消費文化來建構新的文化認同與界定自身的社會空間，那麼他們是不是也可以在全球化的時代中藉由重新定義、重新發現、重新肯定自我族裔、鄰里、城市、區域或是國家的傳統與文化，並界定他們的社會與生活領域？這是本章要討論的重點。
但是在我們進入這個重點之前，或許先對歷史保存的發展歷史稍加分析將會對後續的討論有所幫助。本文認為我們首先應該把歷史保存論述與實踐的歷史，放在全球現代性擴散的脈絡中加以檢視，希望藉由歷史保存的歷史性回顧，了解我們今天站在哪一個時空位置，以及下一刻要往何處邁進。 [待續...]
[2] 例如第一、形式取向：建築師、藝術史家與匠師等古蹟保存實務的核心要角， 他們在乎的是藝術形式。在現代專業"行會"的認證下他們掌握了許多國內甚至國際的保存工作。第二、科學取向：從20世紀裡自雅典憲章-威尼斯憲章以降的國際文件, 可以看出一個普世的科學取向, 而它也藉著國際組織與國際文件穿透到世界各地。這個取向也強力地影響保存實務, 使古蹟被視為歷史、考古學、藝術史、人類學、營建科學等知識的載體。第三、世界取向：從各種國際文件, 以及1960年代起ICCROM, ICOMOS, UNESCO等國際組織所建立的蓬勃的國際合作，似乎也在宣示一個不同於國族與地域的新價值：遺產(heritage)是屬於全世界的，全世界都有義務協助一個地方保存它的遺產，而那一個地方也有義務為了全世界保存它的遺產。感謝曾陽憲先生提供的補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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